古代诗文寄寓着人的整个生命 感情是什么样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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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布时间:2019-06-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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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 □:中国古代文学似乎特别重视人品和文品的关系,这个传统是如何形成的?■吴承学:人品与文品的关联,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儒家思想。 孔子已经注意到德与言的关系,他说:有德者必有言,有言者不必有德

古代诗文寄寓着人的整个生命 感情是什么样子的

□:中国古代文学似乎特别重视人品和文品的关系,这个传统是如何形成的?■吴承学:人品与文品的关联,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儒家思想。 孔子已经注意到德与言的关系,他说:有德者必有言,有言者不必有德。 孔子强调德对于言的决定作用,有德是有言的基础和前提,但又指出言与德之间可能不一致。

有言者可能有德,也可能无德。

孔子所说的言,并非文学,大概指充满智慧、辩才又有文采的言语,所以有德者必有言大体没错。 但是后人把言延伸到文学艺术范畴,情况就变得复杂了。

《周易系辞下》论及言辞与人的品质、心态、人格等因素的必然关系:将叛者其辞惭,中心疑者其辞枝,吉人之辞寡,躁人之辞多,诬善之人其辞游,失其守者其辞屈。 已经包含了人品与言辞相一致的观念。 《孟子万章下》说:颂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,可乎?这就把作者的为人和作品的特点联系起来。

汉代批评家继承儒家传统,更加强调道德对于文学艺术创作的决定作用。

扬雄说:言,心声也;书,心画也。

声画形,君子小人见矣。

王充说:文墨辞说,士之荣叶皮壳也。 实诚在胸臆,文墨著竹帛,外内表里,自相副称。 这些理论强调语言文墨是道德人格的外化,认为从语言文墨即可判断君子小人。

汉代注重有德者必有言,而魏晋南北朝则对有言者不必有德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。 曹丕说:观古今文人,类不护细行,鲜能以名节自立。

对古往今来文人的道德评价极低,因此形成文人无行之说。 这绝不是曹丕一己之私见,而是当时普遍的看法。 《颜氏家训文章》也说,自古文人,多陷轻薄,并细数历代文人轻薄之例。 这样看来,似乎魏晋南北朝十分重视对文人的道德要求,实际上却恰恰相反。

对于道德品质的要求在当时显然比较宽容,批评家对文士的品德多有指摘,但并不认为德行决定创作,而更看重才性与创作的关系。

人们主要关注艺术自身的水准,并不把道德作为审美判断的基础。 这是因为当时文学走向自觉,文学批评注重艺术的个性风格和审美特性,而传统的儒学观念则相对淡薄。 隋唐时代,政教中心论复兴,道德和创作的关系重新成为重要论题。

王通开始把道德标准、审美标准混为一谈,他对谢灵运、沈约、鲍照、江淹、庾信、颜延之等六朝文人的人品与文品进行考察,认为人品等同于文品,并且是文品的基础,以至于对人品的批评比对作品的批评还重要。 唐代古文运动标志着儒家思想在文学上的复兴,其宗旨就是文以明道,那么作家的道德修养必然就至关重要。 古文运动的先驱独孤及认为必先道德而后文学,韩愈则把德与文的关系比为树的根与枝叶、灯的油与光亮: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,则无望其速成,无诱于势利,养其根而俟其实,加其膏而希其光。

根之茂者其实遂,膏之沃者其光晔;仁义之人,其言蔼如也。

韩愈还把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运用到文学批评里,把作家的内在修养归结为养气: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。 宋代以后不但强调道德修养对文辞的决定作用,而且把作家的人品纳入审美评价的范畴。

评价艺术作品,除了考虑作品本身的艺术性,还考虑作家的人品,并把人品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。 欧阳修说:使颜公书虽不佳,后世见者必宝也。

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,其节见于艰危。

李建中清慎温雅,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。

这种兼取其为人的批评,把作家的人格道德纳入审美范畴,成为批评的重要标准,甚至超出艺术评价之上。 宋人教人学诗工夫在诗外(陆游语),诗外的功夫,既指阅历,也包括人格修养。 学诗如此,批评的标准自然不会全在诗内,也要顾及诗外。 宋代以后批评家最为推崇的大诗人,如屈原、陶潜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苏轼等,无一不是辞章超群、人格拔俗的伟人。 而那些品格不高的诗人,尽管可能写出杰作,却难以被列入较高的审美品级。 这种批评风气,一方面因为理学思想盛行,人们普遍注重道德规范,文学批评也染上伦理色彩;另一方面也因为文学批评越来越重视创作主体,除了作家的个性、才能、学识,道德对创作的制约,也是批评家普遍关注的问题。

关于人品与文品,绝大多数批评家认为两者完全一致。 纪昀说:人品高,则诗格高;心术正,则诗体正。

徐增说:诗乃人之行略,人高则诗亦高,人俗则诗亦俗,一字不可掩饰,见其诗如见其人。